我买了一瓶七宝大曲，上海的酒，除了啤酒其它的我不敢恭维，那白酒就像那些机器一样总觉得有一股橡皮味，我父亲每晚三两地喝，用5分钱油炸豆瓣下酒，也不说话，然后睡觉，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上班下班，喝酒，睡觉（那时候也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很少），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我也没有单独陪他喝过酒。

一个多小时后，明伊端上菜来，肉丝炒百叶、炒大蒜、炒咸菜、以及豆腐烧青菜，炒鸡蛋，菜没放辡椒，而是稍微放了一点糖，那是吊鲜用的。

我们在后间方桌四边坐好，我好久没坐大桌子旁了，我们像一家人似的正规吃饭，那母亲大概长期做老师的缘故，坐姿端庄，面带微笑，大概也是那病的缘故，她的坐姿和微笑又显得特别天真，就像婴儿笑，这世界真让人感到奇怪，变了神经病了反而纯真了，她看我用牙齿开瓶倒酒，突然瞪大眼睛，一线亮光在眼睛里闪动说：

“你们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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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她一毛钱，她也不称，往篮子里使劲塞了一篮子青菜，她一边塞一边说，她弟弟也快回来了，比你远，在贵州，山沟里。

我按明伊的吩咐，买了一斤肉，一大块豆腐，两张百叶（豆制品的一种，有的地方叫千张）一点咸菜，一斤鸡蛋，还有一把大蒜，菜场里就这些，成色也不太好（不像魏庄，都是新鲜的），而且市区没有集市，也没有走街串巷的小贩，那是投机倒把，东西没收了不算，还得坐下来办学习班，所以挑担叫卖的人是绝迹的。

“怎么没买酒呢，”明伊看着菜篮子说。

“喝酒？”我一愣；“你没说要喝酒啊？”

“你不想喝，你俩喝一点吧，到家了，热闹热闹，有点气氛。”

邻居有擦眼泪的，看我们进去，明伊和尚文定及那母亲先进去，我在后面，那阿姨拉住我的手说：

“慢点，小弟弟，那就是明伊？你们都好吧。”

“很好，谢谢阿姨，”我放下旅行袋说。

“别客气，”那阿姨朝屋里看了一眼说；“你们在这里吃晚饭，对吧。”

“是啊，”我说。

菜场里冷冷清清，亮着几盏灯，昏昏暗暗，看见头发长长的我营业员说：

“插队落户的吧？”

“是啊。”

“要过年了，刚回来？”

“我点点头。”

我那木讷的父亲一如往常般坐在桌旁低头沉思，一看见明伊和尚文定，竟欣喜地站起来，让他们坐桌旁，看我父亲这么热情，他俩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爸爸坐，爸爸坐。”

“不客气，不客气，快坐快坐，记得你俩坐窗口的样子，一直没忘没，想不到是一个生产队的，一直想着能再见见面，他母亲一直在唠叨，这回回来了，就算到家了，好好说说话，我去买菜去”说完站起来，伸手向我母亲要钱，她端洗脸水进来。

我赶紧说：

“我们不在这里吃晚饭，我们商量好了，到尚文定家吃，他母亲一个人，吃了晚饭再去就很晚了，她要等很长时间的。”

“那我去拿肉票和钱，今天我只买了点蔬菜，”那阿姨说。

尚文定母亲的生活由她照料，这是苏新新母亲和邻居们商量后安排的，这阿姨我前面已说过很细心，识字，也很热情，宁波人，住隔壁，很方便，她开门关门地把票证和钱拿来。

这是她自己做的有拉链的蓝色小包，打开，清点后交给我，有七八块钱，各种副食品票证（肉票、蛋票、鱼票、豆制品票、香烟票、布票、粮票和购粮证、她是小户、不多），一个小帐本，记着每一笔支出，字工整清晰，看来她不仅有文化还细心，天天记啊写啊烦也烦死了，所以我很感动，她让我交给尚文定，她不进去打挠了，还说现在菜场没关门，赶紧去，有事找她，就隔壁，很方便，我再次谢了她。

尚文定和母亲坐在床边，明伊坐我上次坐的椅子，看着他们，我作了个手势，她出来，我给她看小包和帐本，说了情况，她让我去买菜，肉不要太多，那母亲只有一个人的肉票，炒点肉丝就行，这里的事她会安排，说着她把旅行袋拿了进去。

买菜做饭对我们来说已是就轻驾熟的事，小菜一碟。

尚文定的母亲出来了，站在门廊，还是那件收腰的青色棉袄，围着白围巾，她的眼睛呆呆的，两手垂着，看她的神色，她的潜意识是儿子回来了，可她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了，她一直在想离开她的人，现在一个回来了，那阿姨站在她的旁边。

尚文定走上门廊，想到两年多了，母亲一直由邻居们照顾，自己却远在他乡，不由得喊了声：“妈妈”，轻轻抱住了她，她就那样让他抱着，冬天的傍晚来得早，晚风吹过来，吹拂着我们，吹拂着母子俩，吹拂他们的头发和衣襟，他母亲呆呆地，呆呆地有了眼泪，由那双思念的手抱着，这时又伸过来一双温和的手，明伊轻轻地拿起她的手，握住说：“妈妈好，”那声音似曾相识，非常遥远，但刺破了遥远的凝固的迷雾里的小女孩张嘴奔跑的静止的图像，她听不见她喊什么，现在这嘴动了，声音出来了，是喊妈妈的声音，是呼唤妈妈的声音，那声音直入母亲的心怀，使她激动，激起了她的温情，她慢慢抬起手，但有点分不清真假地温柔地搂着他俩说：“你们回来啦。”

“回来了。”

这答得仿佛有点像“小来子”的母亲喊魂似的“来——了”。

本以为母子俩见面会出现欢天喜地，兴高彩烈，欣喜若狂的一幕，没想到会是那样，这就是母子见面，人变成了精神病连人情味也变得疯疯癫癫的，但它确实存在，也很感人。

早有好事的女孩飞奔回去报信，我母亲显然是在那个公用的大厨房里，用围裙擦着手出来，一看见明伊和尚文定，这两个在车窗口见过面的和我一个生产队的人，我母亲有些激动，快步走上来，一把握住他俩的手说：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这两天我一直在唠叨，你们总算回来了，快进屋快进屋！”

“妈妈好，”明伊和尚文定大大方方叫了一声，声音情真意切，那些教课书和草纸，以及每次去信都向他们问好，带给他们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关心和温暖，已在他们心里，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无以什么东西来感激，那一声妈妈好，什么感情，什么感谢都包含在里面了。

“好，好，好，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们一直照顾他，”我母亲被叫得眉开眼笑地说：“看见你们好好回来了，不知有多高兴，”我母亲竟抹起了眼泪，女人的眼泪真多，明伊的眼眶里也转着泪水，听我说：“别客气啦，快进去吧，我累死啦，”她看了我一眼（沒瞪我），那意思是这只猴子就是该死的猴子。

我家挤满了邻居，我妹妹忙着拉椅子泡茶。

走的时候，我听母亲在跟那些诧异的邻居作解释，我听到他们说“噢”，是这样，多懂事，能想到做父母的，也真可怜，吃过苦的就是不一样，你看他们多亲热，是啊，是啊，我母亲说，我就喜欢看他们在一起，走来走去的。

尚文定家的门廊口，水池边，邻居们坐在小凳上，有的用塑料盆洗衣服，有的在拣菜，看见我们一惊，立刻迎上来，那个上次见过的阿姨说：

“哎哟，文定回来了，我去告诉你妈妈，”她在洗衣服，甩了甩手上的水匆匆进去了。

尚文定看见邻居们这么热心真挚，想到两年多来对母亲的照顾，想到我带去的那么多挂面牛肉酱，他放下行李站好，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明伊也放下行李深深地鞠了一躬，我看他们这样连忙也鞠躬，可是扛着旅行袋忘了放下弄得不伦不类的，邻居们看我们这样，连忙说：“别这样，别这样，”他们也深受感动，有的还有了眼泪。

我长这么大，除了老师，还没向其他人鞠过躬，但我觉得我这次是在向人类的善良鞠躬，也是在向那位给我们找到书的阿姨鞠躬。

我父亲“噢”了一声，表示理解，但没掩盖住他的失望。

“过两天一定来吃，”明伊和尚文定赶紧说。

“一定要来，过年也要来。”

“一定来，”他俩说。

“那赶紧去吧，别洗脸了，到那儿洗让他母亲看着他洗，都两年多了，”我母亲说。

第十五章 (第1/3页)

我们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一出站，迎面吹来熟悉的风，冬天一阵阵穿过高楼大厦阴冷的风，出了车站，我们在广场上不禁打了几个寒颤。

我们坐不起出租车，扛着行李穿过拥挤的广场，横过一条条繁忙的马路，经过一个个灯火明亮的路边的商店，我们听到的都是上海话，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乡话让我们既亲切又伤感，这座有过我们童年、少年，一部分青春的繁华城市，有着我们许多牵挂的城市，我们只能作为探亲的知青回来，口袋里空空的，没有能在这座城里生存的任何东西，钱、粮票、购粮证、户口本、住房证，而这座车水马龙的繁华大城市已离开我们，它也不了解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步行了二十多分钟，又坐了三十多分钟公交车，穿过了热闹的市中心，终于到了我们大杨浦两层楼的工人新村群，看到成片的一排排红瓦的两万户，我们有些激动，也有伤感和惆怅，但激动多一些，明伊和尚文定快三年没回来了，贪婪地盯着这些搂房，这些伴随过他们童年和少年，他们背着书包进进出出的楼房，他们回来了。

我居住的那十几排两万户的弄堂口，马路边，比我早回来的知青站在那里拉呱说话，一看见我们，立刻惊喜地迎上来，抢过我们的行李，拥着我们回家，我向他们介绍明伊和尚文定，说是一个生产队的，他们立刻热情握手问候，都是同命运的人，非常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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