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日本人也不会傻等我们做好十足准备、万全对策后再挨打。”萧爻说道，“几十万大军涌向上海，日本人一看就知道我军打算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必然打草惊蛇。因此，国军的集结活动在本身上就是一个悖论，集结到上海的国军太多，日本人肯定会识破我们的战略企图，集结到上海的国军太少，真的开战后，双方一起增兵，我方增兵速度大不如日军，到时候我方还是丧失先机。”
“话是这么说，但是…”第39军军长刘和鼎中将说道，“我们都知道，这场中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上海战役也肯定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战，绝不是三五天内就能结束的，因此运兵这件事，我们也无需太过于焦虑担忧，虽然我国交通很落后，但我们有的是时间嘛。”
“那就是添油战术了？”萧爻还是不以为然，“前线死了十万八万后，后方增援的十万八万正好赶过来，然后填上去？这就无法集中力量，而是硬生生地把部队分成若干批次任敌逐个击破。战争的整体战略上，我们要打持久战，但在上海战役的战术上，我们要速战速决，因为上海这地方太适合日军发挥陆海空三维立体化火力优势了，我们在上海跟日军打持久战等于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白白浪费军力和国力。”
刘和鼎微微地点头，张治中也颔首表示赞同，他望向蒋纬国：“建镐，你的看法呢？”
蒋纬国早就思考过这场“新的淞沪会战”到底该怎么打，因此胸有成竹、不假思索：“首先，上海肯定是守不住的。”
蒋纬国感动地道：“钧座，您的集团军司令部本来在苏州，但您本人现在却已经在上海，怎么还能说您是‘坐在后方纸上谈兵’呢？”
张治中再次笑了笑：“我先跟你们说说国军主力部队的调动情况。根据委员长和军委会的部署，除我的第9集团军，正在开赴或即将开赴上海前线的国军还有顾祝同的第5集团军、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刘建绪的第10集团军、罗卓英的第15集团军、廖磊的第21集团军，预计包括约50个师、20个独立旅或暂编旅，另有江浙两省的大批后备军，总兵力60多万。除此之外，川军、滇军也有大批部队接到了开赴上海的命令并在动身出发。”
“六十万大军，确实可以好好地跟日本人干一场了！”现场不少军官都精神抖擞、兴奋不已。国军投入上海前线的六十万部队比起投入平津前线的五十万部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超过后者，特别是质量，平津前线的那五十万大军根本就是一锅大杂烩，中央军十来万，其余的都是地方军，并且属于好几个不同的派系，各行其是、各怀鬼胎，内部不团结，整体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而上海前线的六十万大军里，除了第21集团军是桂军外，其余部队都是中央军，第21集团军虽是“地方杂牌军”，但也不是什么好捏的柿子，该部队属于桂军，桂军战斗力之顽悍是无需多言的。正因为对己方实力很有信心，所以包括张治中本人在内的国军大部分将领和中高层军官都对上海战事踌躇满志。
“六十万部队，有三十万真正参战就不错了。”蒋纬国身边的萧爻显得很不以为然，“诸位长官请不要忽略了交通这个问题。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交通很不便，把原先分散在天南海北的几十万大军全部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这可不是一蹴而就的小事。我很怀疑，过半部队还在开赴上海前线的途中时，上海战事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往上海运兵，靠的是铁路网，可我们没有那么多铁路和火车，日军往上海运兵，靠的是大海和轮船，大海无限，而日本人也有足够的轮船。”
张治中等人的脸上都因为萧爻的泼冷水而浮出一丝阴郁。“是啊，我们太需要时间了。”张治中唏嘘道，“可是，时间拖下去，日本人也能获利，能准备得更加充分，我军攻打难度就更大了。”
此话一出，张治中、刘和鼎等人都神色微变，但也没有太大波澜。
客观上讲，蒋纬国这话非常刺耳，可以说是难听，虽然他说的是实话，但就是很难听，他就好像在指着一个婴儿说“这孩子肯定会死”，是的，这是实话，但确实无法让人听下去。对于上海能不能守住这个问题，国军高层里很多人都存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想法，因为人都不愿意接受或面对残酷事实，宁可像鸵鸟那样依靠不切实际的幻想来慰藉自己。蒋介石就是最不愿意接受或面对这个事实的，除了蒋纬国，谁要是在他面前说“上海沦陷后怎么办”这种话，他肯定会勃然大怒，呵斥为“还没有打就已经想着失败后的事，根本就是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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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节上海（7） (第1/3页)
在南翔镇见到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中将时，蒋纬国有些惊讶，因为张治中军装严整程度近乎严密，一身戎装、腰佩短剑，包括风纪扣在内的纽扣一粒不剩地全部系得严严实实。此时正是流金铄石的八月初，张治中却把自己捂得如此严实，自然而然，他浑身汗水堪称“逆流成河”，但他无动于衷、安之若素，看得蒋纬国都有点不太好意思了，因为蒋纬国估计是中央军嫡系部队里最没军人形象的军人，平时就天天睡懒觉，从不早起出操受训，在此时的大夏天里，耐不住热的他军装纽扣一个没系，袖子卷得老高，看上去吊儿郎当的，要不是“上身军服下身短裤”确实太难看，他还真的会考虑穿着短裤凉鞋去打仗。这么一对比，张治中的军人风骨不得不让蒋纬国感到自惭形秽。“教育长，您看上去真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大将气度啊！”跟蒋纬国一起来的郑洞国十分敬佩地赞叹道。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张治中曾连续十年担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
张治中笑了笑：“将军若在战场上阵亡了，敌军官兵见到后都要敬礼并对尸体加以保护，并准许交战对方将尸体领回，所以我要穿戴整齐。”
蒋纬国听得心头暗暗感慨，张治中看似语气轻松，实际上他话语间却蕴藏着准备以死报国的钢铁决心了。张治中性格温文尔雅，待人平易随和，在国军高层里素来被称为“儒将”，但他在对日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不折不扣的“强硬派”、“主战派”。五年前的淞沪抗战时，张治中是参战国军的主要指挥官之一，拥有在上海对日作战的实战经验，此时再度披挂上阵，一方面是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一方面是他自己毛遂自荐、主动请缨。七七事变爆发时，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获悉中日开战后，他说道“国难当头，身为军人岂能安卧于病榻之上”，继而拒绝了医生的劝告，带着一些治病药物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南京。
“桂庭、建镐，你们的部队不但是国军的精华，更是我第9集团军、上海参战国军的精华啊！”简短的寒暄后，张治中开门见山，“上海战役该怎么打，你们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你们是前线部队的指挥官，比起我这种坐在后方纸上谈兵的人而言，你们才真正地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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