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国家主义所衍生出的军国主义雏形，就注定了这台战车不能够轻易停下前进的脚步。因为严苛的法令本身，就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管理调控一个诸侯国和掌控平衡整个天下，显然绝不是一个概念。当战争平息的时候，军国主义缺乏对外扩张的宣泄口之后，其枯燥而落后的生活方式，也就必然和越来越进步的社会思想水平产生激烈碰撞。而当有外敌之时，完全可以将这份巨大的压力，变成继续扩张的强大武力。而秦始皇，也恰恰是如此做的。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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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始终没能真正获得角逐天下资格的秦帝国在这场剧痛的变革中完成了涅槃。就像后世谭嗣同所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人为变法而流过血，在秦孝公和商鞅的铁腕之下，不知有多少人倒在了血泊之中。而正是这淋漓的鲜血，成为了涅槃的燃料，让这火焰，足以烧毁一切。随后，几代秦君励精图治，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不能用足够的力量驾驭这部已经开始狂奔的战车，那么，就一定会被这无情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直到秦国成为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开启。然而一直沿用了商君法令的秦王朝，却出现了一个昏聩的君王，随后，当项羽点燃的那一场数月不熄的烈火，恢弘大气的阿房宫就成了一个制度的殉葬品。这其中，仅仅是因为赵高、李斯之流弄权徇私，二世胡亥昏庸无能吗？

固然，秦王朝的覆灭与这些国家的罪人脱不了干系，但是，同样出现过昏聩君王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而唯有秦王朝，却如此短命，这其中，自有独特的原因。在秦王朝的覆灭过程中，有多方面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数百年的连年征战，互相厮杀，民声鼎沸，最后夺得政权的秦王朝也是横征暴敛，众怒难犯、苟延残喘，国家矛盾涵盖了经济、行政、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在这些因素共同发力之下，一场宫廷政变，就成为了点燃暴动，席卷整个王朝的***。

法令决定了王朝的兴废？ (第1/3页)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秦国就此走上了称霸天下的道路，秦孝公也没有失信。按照当初《招贤令》所约定的“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说，将商洛一带作为封地赐予公孙鞅，至此，公孙鞅的名字，在中华泱泱千年历史上，也成了“商鞅”。而他的治国理念和思想系统，也成为了一部足够令历代君王反复思考和品读的《商君书》。

西汉初年政论家、文学家、长沙王太傅贾谊的《过秦论》中，对这场铭记史册的巨大改革，只有不到五十字的描述：“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然而，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掩藏了怎样摄人心魄的腥风血雨，平白直叙的几十字之下，埋葬着如何波澜壮阔的惊涛骇浪。或许，只有巍峨的函谷关，与沉默的青山，才看得清楚。厚厚的时光之沙弥漫在岁月的长河上，让试图去眺望彩虹的追逐者迷了双眼，而无论当时到底流淌了多少鲜血，当后人翻开落满了灰尘的史册之时，也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点点零星而干涸的赤渍罢了。

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敏感度从古至今都没有太多下降，先贤们无论多么重视人性，也总会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放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前。或许真的只是“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然而，这片土地权力的交接和转移，一定浸透了血火，烧遍了狼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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