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上面这些，是部分史家援引《元祐补录》中的记载所得结论。不过，亦有史家指出，《元祐补录》作者王铚虽然生活在南宋高宗年间，离北宋神宗年间比较接近，但他对于细节的记录明显有疑。

沈括察访两浙是在1074年，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前后相差五年之久，怎能因为沈括曾经在杭州与苏轼相处过，就认为苏轼的诗是沈括献上并加以诋毁的呢？再者，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危急、险些丧命的政治风波，苏轼虽总的来讲是豁达潇洒的性子，但后来提起新党中欲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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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身后，沈馥之缓缓道：“今岁出了正月，扬州来人报信，沈公怕是撑不到阳春。我即刻搭船南下，所幸在扬州见到了沈公最后一面。他除了将他归隐后所写的《梦溪笔谈》的刊印本赠与我和族中其他子弟，还提到世人冤他陷害苏学士之事。沈公是将去之人，气息奄奄，却泪染前襟，观之叫人心酸。”

姚欢刚刚稍许压下的兴奋，又如林火般噌地窜了上来。

沈公，《梦溪笔谈》，原来母亲和姨母，竟然是沈括的族人！

紧接着，姚欢反应过来，姨母提到的，恰是千年后史家依然争论的一桩无头公案。

王安石熙宁变法时，当世两大才子，苏轼和沈括，苏轼反对新法，而沈括支持新法。苏轼通判杭州时，恰逢沈括由神宗皇帝安排，察访两浙。沈括向神宗辞行时，神宗让他在杭州善待苏轼。不曾想，沈括却在与苏轼交往唱酬之际，将苏轼在杭州所做的诗文上呈朝廷，告发苏轼在诗中诋毁新法，被认为是点燃“乌台诗案”导火索的第一人。

第六章 苏沈旧事 (第1/3页)

“苏迨？”

苏轼的第二子？

听到沈馥之提到“苏迨”这个名字，姚欢一下子提起了精神。这么快，才穿越来半天，自己就开始接触到苏门父子的故事了？

沈馥之正起身去掩一掩窗户，以免向晚的凉风吹到姚欢的头，因而并未看到姚欢双眼中突然闪过的异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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