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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之后朝廷逐渐将重心放在抵御辽东之上，对东南沿海无暇顾及，尤其是崇祯帝自上任以来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处理反贼与辽东之上，对海外贸易之事不甚关心。然而朝中关于开放海禁的呼声一直没有停过。

例如崇祯三年时兵部尚书梁廷栋就提出开放海禁，此次议论却遭到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反对之人认为朝廷“若开海禁，利未得而害先至，当俟海不扬波之日，再为酌量举行。”当时沿海一带有大海盗李魁奇和钟斌屡次侵扰内地，因此朝廷不但未放松管制反而实行了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等到李魁奇和钟斌等海盗被消灭之后，经福建巡抚熊文灿请求才重新开放了福建沿海一带的海禁，不料这次开海禁只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因大海盗刘香的崛起朝廷重新严禁沿海商民出海。

由此可见朝廷政策的变动主要受制于内地反贼声势的变动以及海盗实力的强大与否，一旦反贼势大朝廷就无暇顾及沿海一带，而海盗实力如果大增朝廷只能采取被动防御，严禁商民出海。

因此写信之人指出如果朝廷不能取得对反贼的胜利，就无从谈及开禁一事。

第四十六章 上海开埠 (第1/3页)

朱桓手上这封关于“上海开埠”的书信洋洋洒洒近万言，详细叙述了自隆庆以来朝廷在开海禁一事上的争论，由此可见写信之人对于开海禁一事已是相当了解。

信中言道自嘉靖以来由于倭寇不断袭扰沿海一带，而私商又多与倭寇有勾连，因此朝廷严禁私自出海。隆庆之后倭患已除，朝廷上下要求解除海禁的呼声也就渐渐多了起来，隆庆帝顺应形势，福建也成为朝廷唯一允许可对外贸易的地区。

然而写信之人也点出当时朝廷开放海禁并不是出于对外贸易，而是迫于沿海海商的强烈反抗，开海禁只是为了平息祸端。

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海禁政策并无多大改变，甚至在朝鲜战争之后朝廷上下出于对倭国的警惕，反对开海的人逐渐占了上风。但写信之人也承认尽管朝廷严格限制与倭国之间的贸易，但民间与倭国通商却日益频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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